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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于 2021年5月25日 被检测为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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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历 原题 乱世三记
（一） 扒车进京记 1967年1月底，国务院突发通知：全国“春节不放假......展开全面夺权斗争”。其时，上海“一月风暴”席卷全国，西安地区的群众组织，几经分合，形成东、西两大派。“东派”以西安交大“文革总会”和“工总司”为主体；“西派”由西军电、西工大造反派与“工联”领头。 校园陷无序状态，东西两派都厌倦了口水仗，百无聊赖，各自厮混。我在家闲着无聊，也无心读书，便返回学校。 7月初某日，好友王哥邀我扒车进京。所谓“扒车”，即不购票乘坐客车，或攀上敞口或闷罐货车，前往目的地。我俩出发时，各地两派因夺权而武斗，全国濒于内战。 第二天，我们退了当月饭票，揣着现金和粮票，背上挎包，等天黑溜进西安东站，在车场轨道间穿行，找到一列东进的货车。铁门把手挂着卡片，标明开往郑州，轨道信号灯也显示发车。闷罐车门都已铅封，我俩就扒上一节敞车，坐煤堆上。哪知车一开行，周围起了煤尘，火车头不时喷出黑烟，呛得人透不过气，接着火星儿落下，浑身灼热，赶紧从挎包掏出长袖衬衫，蒙住头蜷缩。
等火车停渭南站，赶紧从侧板翻下，往车尾跑，见一节闷罐车门留着缝，推开就上去，里面坐着几个乞丐，一人守个布袋。一个老汉站起，解开布袋，沙着嗓子说：“吃馍！吃馍！”我摆摆手，用力推上车门，与王哥相互靠着，在黑暗中睡去。 眯糊中，忽听外面人声嘈杂，紧接着，车门哗的一声拉开，手电筒光往脸上乱晃，几个铁路工人，头戴柳条帽，举着长矛，喝令我们下车，放走乞丐，把我俩带到值班室，严加盘问。得知我们是学生，又问哪一派的，我们谎称逍遥派。工人口气稍缓，叼着纸烟：“咋着，小命不想要了？赶紧回去！”
我们满口答应，等走出他们视线，又溜回闷罐车。借着昏暗灯光，见站牌标着“洛阳东”。我们铺上报纸，倒头昏睡。等列车再停，铁门拉开，天已大亮。车门外站着十多个工人，戴柳条帽，手持长矛，红袖章标“二七公社”。他们见是中学生，命我们赶快离开车站。 郑州站是枢纽，轨道密布，列车群集。我俩沿轨道往外走，跨过两道，就迅速躲进一列货车底下，两边列车不时启动，哐当一响，让人心悸。猫在车轮后，蹬住枕木，紧张地等着。左边，工人沿路基巡逻，矛柄不时触击碎石，硁然作响；右边，上行列车喷着蒸汽。 汽笛鸣叫，列车启动了，王哥挥手：“上！”我俩一登脚就冲出，沿路基拼命跑，闷罐车门铅封着，我们就追罐车。王哥身高腿长，跑得飞快，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，飞身跃上罐车，大叫：“快！快！”列车加速了，我一把抓住扶手，身体荡起，右膝碰上脚蹬，王哥抓住我的手臂，站稳在走板上。我俩攥着栏杆，移到罐体前端，一人抱住一边栏柱。这时，我才觉出膝盖隐隐作疼，一摸出血了。火车通过黄河大桥，往下看，轮轨锃亮，桥跨一节节闪过。不时，几声长鸣，下行列车呼啸而过，我们紧紧抱住栏柱。 车到新乡，王哥说：“这车太危险了，往客车上混吧！”我们沿铁道走进火车站，找个水龙头，洗去煤尘。等一列开往北京的客车进站，旅客纷纷下车购物，我俩趁机混上车，在靠门地方坐下打盹儿。才觉眯糊一阵，就被摇醒，睁眼一看，两个解放军战士立跟前儿，戴着红袖标：“查票！”我谎称票丢了，他们押我下车，我转身往车厢看，王哥站在厕所边，给我使眼色。在安阳车站，我蹲在盲流中，熬到黄昏，借口上厕所，跳下站台，穿过轨道，爬上另一站台，混上开往保定的短途列车。 夜半时分，列车驶抵保定，我顺着人群出站，想买些吃的，刚出栅栏门，就见人群乱跑。我看情况不对，马上折返车站，遇到一位巡道工，上前打问。他说外面两派武斗，指着一列货车说：“朝北京开的。” 曙光初起，列车驶入丰台。扒车的挤到门口，一看站台上全是军人，连喊坏了。车刚一停稳，不等我们逃走，就让军人截住，押往车站拘留所，等待遣返。 拘留所棚屋里，沿墙铺着麦草，各色盲流，或酣睡，或呆坐，个个肮脏不堪。等到午饭，我掏出搪瓷缸，排队打一份烩菜，清汤寡水炖烂白菜碎粉条，领两个杂面馒头，到院里找一长凳，刚落座，就听有人叫声同志，西北口音，扭头一看是个老汉，翘着稀疏山羊胡子，将铺盖卷儿放在一旁，怯声问：“能坐一下不？”我答道：“坐吧！”老汉一听秦腔，显出笑容，坐在一旁，浑身膻味。
一交谈，才知老汉来自宁夏，去北京告状。我说：“这么乱，到哪搭告状去？告啥呢？”老汉犹豫片刻，凑近些说：“我儿让人打死了，公社派人打的，冤得很。”说着，手指铺盖卷儿说：“儿的头在里头哩！”我心头一紧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也没心思说话，就安慰几句。 匆匆进食后，背上挎包在院里转，寻找机会逃出。院子角落有一简陋茅厕，进去一看，后墙不高，墙头与房檐空儿也大。趁厕所无人，把住墙头往外一看，一条排污沟，两边杂草丛生，心里有了数，就到登记处询问何时遣返，工作人员说可能明早，有去西安的列车。
耗到黄昏，等盲流都去打饭，我慢步走进茅厕，一看无人，便咬紧牙，快步蹬墙，翻过墙头，沿堤岸撒腿就跑。等确认逃脱，边问边走，等走到天安门广场，已近夜半。不便去大姑家，于是，溜达到劳动人民文化宫，见偏殿门虚掩着，里面睡了不少人，就挤进去躺下，很快昏睡过去。第二天凌晨醒来，才发现殿里男女混杂，睡了一地。 我在花圃旁自来水管洗一把脸，就搭车去什锦花园十九号。庭园冷清，海棠挂果了。祖母拉开纱门，大吃一惊：“啥时来的？怎跟叫花子一样？”我胡诌一通。她将我叫到西厦房里屋，悄声说：“你姑陪姑父到机关接受批判去了。” 原来那年5月25日凌晨，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和戚本禹接见华北局机关“红色造反团”，造反派汇报时，诬称姑父张邦英是“彭、高、习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。”关锋煽动：“对、对，应该造他的反。”不久，康生点名，要“红色造反团”与甘肃省造反派连手，彻查《刘志丹》小说涉及的黑线人物。此后，华北局造反派数次抄家，将姑父的书籍、信函、照片、字画，包括“文革”之前，我父亲赠送的四条屏《群松图》等，悉数抄走，对姑父的批斗也日益加剧。 6月，造反派十多次批斗华北局书记李立三与俄裔妻子李莎，每次，姑父都跟着陪斗。6月22日，李立三被毒打致死后，姑父成为批斗重点，每次批斗，都遭虐待。一次，在华北局机关批斗会上，造反派威逼姑父交代“反党罪行”，扬言：“关锋同志点名，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”姑父淡定而不失幽默地应答：“我不管是‘官锋’说的，还是‘私锋’说的，我只认实，不认人，在事实面前低头，一切以事实说话。” 当晚八点多，姑姑和姑父才返家。姑父显得憔悴而疲惫，见我就问：“你爸情况如何？”我说他也在挨斗，他皱起眉头：“他有什么问题？大学生参加革命，批斗什么？”住了几天，祖母催我赶紧返回西安，临行吩咐：“回去给你爸说，把上房西屋收拾好，我在这儿住不久了。”我离京不久，什锦花园十九号就被造反派查封，姑姑和姑父每日劳役，一度遭关押，数周杳无音讯。
（二） 八五静坐记 重返校园，白天打派仗，晚上打扑克，玩“拱猪牵羊”，通宵达旦，输了就钻桌子，往脸上贴纸条儿；饿了就翻越校园东墙，穿过苞谷地，去北关正街的小餐馆吃元宵，戏称“喝猪奶”；夜深了，就撬开学校食堂侧门窗，翻入灶房，偷些馒头和食油，返回宿舍，用电炉油煎馒头片，聊作宵夜。有一段时间，学校图书馆前窗大开，书籍丢失严重，我们也从窗口跳进，捡些图书和杂志翻看，以打发时光。后来，总务科工友将图书馆门窗用砖头垒砌，盗风才息。 上海“一月风暴”后，各地造反派按照毛的部署，乱中夺权，纷纷“三结合”，成立“革命委员会”，为此，《人民日报》频发社论，什么“西南的春雷”、“东北的新曙光”，一时间，半壁江山建立红色政权，而陕西的派性争斗正酣，驻陕21军军头胡炜等焦虑万分，力促两派大联合。
此时，校园外局势日趋混乱。从年初始，东西两派为夺权而争斗，先后发生庆华厂“1·28”事件、西光厂“2·10”事件、以及红旗厂“6·25”血案。毛命令解放军支左，非但没稳住危局，反而加剧两派冲突，因为，两派都自称“左派”，而且“最忠心、最革命、最正确”，解放军支持任何一方，都无异引火烧身。7月22日，江青接见河南“二七公社”造反派，提出“文攻武卫”。次日，这一口号见诸报端，进而激化两派武斗。 7月27日，西派纠集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，将门口高悬的军旗扯下，狂呼“揪军内一小撮混蛋”。这一口号，与《红旗》杂志号召“揪军内一小撮”的言论，如出一辙。 8月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纪念《炮打司令部》发表一周年，号召革命战士“做到毛主席指到哪里，就战斗到哪里”。交大“文革总会”闻讯，当晚组织四千多名师生，前往玉祥门“支左委员会”静坐，次日，又移师建国路，占领“支左委员会”联络部大楼，宣布成立“八五”造反指挥部，散发《造反声明》，发动了“八五”静坐。
东派各路人马召之即来，郊区和外县的东派组织也纷纷增援，几天功夫，静坐群众多达十万，在建国路、大差市一带，沿街支起帐篷、布棚和席棚，插上战旗，宣传车、大喇叭日夜喧嚣。我校“红旗战团”在省作协西墙安营，团员席地而坐，聊天、打牌、睡觉。起初，大家还激昂，几天下来，就疲惫不堪，再过几天，乱象纷呈，满地烂报纸和废传单。为调动群众积极性，指挥部组织街头演讲，分派“红喇叭”宣传队，上街鼓动，不时拉起队伍，高举红宝书，跟着宣传车，沿大街游行造势，绕钟楼一圈返回。 又过两天，我们坐得不耐烦了，于是白天静坐，闲逛，晚上返校睡觉、玩牌，日复一日，觉得索然无趣。某天，派友围坐席棚闲聊，说起“智取华山”，我说1964年曾登华山，自古一条路，险峻无比。派友听了心动，便约集七人，自称“七侠”，当晚动身，在东站扒上开往孟源的敞车，跳进一看，里面蹲着几个赤膊乞儿。等车开行，一个小乞丐解开身边的口袋，问我们：“饿不？”口袋里装满吃剩的干馒头。 在华山站下车，天蒙蒙亮，“七侠”穿过华山门，一气儿走到青柯坪。记得1964年夏末，攀登华山时，曾在这儿的茅亭歇脚，招待茶水的道姑，面目清秀白净，放下壶杯，低头退下。听大人说，她原是北京某大学学生，因失恋而出家。 太阳初升，行至回心石下，我开玩笑说：“胆小的，往回走！”派友争相攀登千尺幢，百尺峡。那年头，人们忙着闹革命，山中几无游人，挑夫也没了踪影，“七侠”一天遍历各峰，但见道观毁损，庙宇崩颓，满目惟有苍凉，记忆中美景不复存在。 犹忆1964年夏，我考入外语学校，随十三中老师游华山，攀至北峰，道观清静古朴，香火缭绕，后殿有一眼泉水，汩汩冒出，至一尺见高壁沿，不再外溢。老道士须发飘逸，说那是天水，一次，他吐血一老碗，喝泉水治好。五毛钱一壶茶水，喝着如饮神泉。夜宿西峰，松木地板铺一床薄褥，躺下如闻松塔儿清香。起夜外出，松涛阵阵，仰望明月当空，近在咫尺。 1964年夏，我（顶层左二）与同行者在沉香劈山救母处 三年后，旧地重游，宫观残破，殿内空荡，墙壁上粉笔写着“联动万岁！”“红色恐怖万岁！”南峰悬崖边上，摆着一双红绣鞋，跳崖殉情，抑或风俗祭物，不得而知。在峰巅，我们手捧红宝书照相，还作了孽，将道观一扇门板卸下，投向幽谷，引起山响。 八五静坐时，“七侠”游华山 我立在华山长空栈道，铁杵铁链已松动 暮色时下山，途遇老道，须发散乱，道袍褴褛，望见我们，就拦住乞讨。细看，正是北峰道观的长须老道。一问才知，“文革”爆发那年，道士全让红卫兵赶下山，靠打石子儿，干杂活儿谋生了。 “七侠”踏着月色到孟源车站，已近半夜，在车场找到一趟开往西安的货车，合力拉开一节闷罐车门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门拉过了，斜卡在滑轮架中。我们知道，货车一开，车门脱落，极易造成颠覆，连忙通过道旁区间通话柱，操河南腔报告险情。十多分钟后，远远看到一拨工人提着应急灯，骂骂咧咧赶来，我们赶紧溜走，另找一节闷罐车，躲了进去。 从华山归来，发现静坐营地秩序更乱，群殴现象时有发生，大多是发现西派的混进，瞬间，东派群众一拥而上，拳脚相加。一天，下着蒙蒙细雨，忽听陋巷传来喊打声，只见一肥硕男子，穿件破背心，趿拉着烂鞋踉跄而奔，后边一群人追打。从叫喊声中，得知男子打劫了巷尾的开水房，抢了一把零钱逃走。追打者手握棍棒，或抡着连枷，还有一人握一柄击剑连刺，鲜血浸透背心。那人跑出巷口约百米，就一头栽倒。乱世，公检法全都瘫痪，革命群众打死一人，也法不治众。 时至末伏，“八五”指挥部调动“九五战团”，打砸陕西日报社，接着，冲击省“支左委员会”办公楼和二十一军军部。此后，东西两派天天在东郊、西郊武斗，形势陡然紧张，指挥部命令各战团，在营地待命。 9月1日中午，我回家取钱和粮票，顺便换洗衣服，因等妈妈返家，拖到黄昏才回营地，发现派友寥寥无几。留守者说，我离开不久，“八五”指挥部就调集各路两千余人，配备柳条帽和长矛，分乘五十多辆卡车，去西郊攻打庆安公司。得知好友小冯也奔赴战场，我后悔不迭，嗟叹自己错过一场血战。入夜，气氛越发紧张，盛传西派要血洗建国路，路口设岗，由全副武装的工人把守，我们手握木棍，守卫营地。半夜里，跨斗摩托车载着赤膊壮汉，手持红绸大刀，或端冲锋枪，轰鸣而过。工人纠察队来回巡逻，盘查路人。 第二天上午，战况传来，前夜，东派战团出击，连续攻陷西派占据的四家大厂，凌晨三点多，从三面围攻西派大营——庆安公司厂区，推倒围墙数百米，攻占几间厂房和驻厂军营。然后，列出阵势，唱着语录歌，高喊着：“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！”挺着长矛逼近对方阵地，突然，枪声大作，前排战士纷纷倒下，阵脚大乱，大家仓皇溃逃，埋伏的西派战士包抄上来，将东派数百人俘获。 西派开枪的消息传来，人心惶惶，气氛动荡。传说大规模武斗爆发在即，不时，运送荷枪工人的卡车，从市区急驶而过，车头架着机关枪。3日凌晨，东西两派根据周总理指示，达成《紧急协议》：双方停火，移交死伤人员。但下午，两派就分别抢了公安局和国防体育仓库的枪支。翌日，周总理再次电示：双方不得抢夺武器，但随后几天，双方争相冲击省、市军区及区县武装部，抢夺枪支弹药。 《八五战报》报导，“九二”武斗中，东派近百人丧生，千人受伤，并印有血证。7日，东派成立“九二烈士治丧委员会”，在二十六中学操场陈尸。帆布帐篷架起，遮住艳阳，十几具腐尸，剖腹或断肢，半泡在福尔马林中，胀得已无人形，阵阵腐臭，熏得参观人群捂鼻匆匆而过。场外，宣传车反复播放语录歌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还有林副统帅的豪言：“在需要牺牲的时候，要敢于牺牲，包括牺牲自己在内，完蛋就完蛋! 上战场，枪一响，老子下定决心，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!”静坐营地笼罩着悲壮气氛。 “哀悼死难烈士，控诉法西斯暴行大会”上，伤员头缠血渍斑斑的绷带，泣诉西派的暴行，激起群众不断高呼：“严惩凶手！为烈士复仇！”“以血还血，以命抵命！”声讨会进行中，旁边一片喊打声，原来有人指认，会场中一位青年是西派探子，那人二十来岁，背头，穿件白色长袖衬衫。群众蜂拥而上，暴打青年，纠察队赶来，也挡不住汹涌的人群。下午，一位同学跑来：“又打死一人，扔在二十六中的厕所里。”我们赶忙过去，在教学一楼的男厕，拼合的课桌上，摆着一具尸体，肤色晦暗，背头，白色长袖衬衫布满血迹，正是上午挨打的青年。 老宅隔壁刘家独子利英，高中毕业后，进工厂当了学徒，常穿上崭新的工装，小分头梳得油光，站在大门口，给街坊娃们吹牛。“九二”武斗时，他手握长矛，昂首立在卡车上，让流弹击中身亡。寡母闻讯哭晕，整日嚎啕，呼叫儿的乳名，惨不忍闻。武斗期间，这类暴力几乎天天发生，激发人的兽性，也让人变得麻木。 一连十多天，小冯渺无音讯，我们非常担心，多方打听才知，他让西派俘虏了。静坐结束（9月17日）后某日，小冯突然回到宿舍，大伙儿围过去，问长问短。他说：“我没事儿，在家歇了几天。”接着，讲述了那天的生死经历：傍晚，他们仓促上阵，开始进攻还顺，长矛阵一摆，西派战士见了就跑。进了庆安厂区，正向前冲，突然，机关枪响了，打前阵的栽倒一片，身旁的战士中弹，肺都打翻出来。队伍一下乱了，还来不及跑，就让西派战士围住，用枪瞄着，然后让人家用绳索、铁丝反绑双手，赶到地下仓库，铁门一关，不久，人就感到窒息，拼命砸门，疾呼放风。小冯控诉时，捋起袖子，手腕勒痕犹在，对我说：“幸亏你没去，这么冲，去了必死。” 2018年8月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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